自从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已经发生的一系列跟石油有关的战争，这些战争实际上不是针对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是那些石油帝国为达到控制世界石油的目的，觊觎中东等国储量丰富的石油，一步步通过外交、经济、战争等手段达到在这些国家驻军、将其据为己有的目的。
在核能方面，福岛核事故不仅影响了世界对核能的信心，也影响了世界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承诺发展核电的信心。21世纪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能源需求的全球化。
美国并不缺能源政策，缺的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能源政策理论。例如，中东正越来越多地将扩大石油能源市场的重点转向东方，这也使维护海湾地区稳定成为一个有趣的地缘政治问题。尽管目前传统能源仍占主导地位，中东仍占据着世界60%的传统能源，但不可否认的是，能源种类和来源在不断增多，例如加拿大的油砂、美国的页岩气和法属圭亚那及加纳新资源的发现，这种缓慢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福岛核事故之前，大家都在讨论全球核能的复兴，但现在看来，各国对发展核能的立场开始出现分化。中东今年爆发的动荡正演变成对权力的争夺：谁将控制军队，谁将控制政府，谁将控制石油……？中东未来还将面临三个潜在的威胁：一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引发持续的动荡。
美国地域宽广，地区发展多元化，导致利益结构复杂。除了新能源之外，常规能源领域也有许多创新发展。深圳的个案经验之所以变成之后的流行模式，就是因为它确实为地方政府突破这个储蓄短缺的约束找到了出路。
可是，在我们的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总是不断在条与块之间反复折腾，始终没有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经济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关系。今天的二线、三线地区也几乎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局面。但这并不能取代对分权体制下的协调机制的需要。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这个话题，我只提醒一点，这些年来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如果把中国的收入差距分解开来，你就会发现，中国有一个跟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收入差距里面，城乡差距是小于地区差距的。
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教授7月26日在上海交大金融高研院做了一个演讲。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四小龙他们早期是靠什么？刚开始发展经济也需要钱，但他们有美国的美元援助。
的确，尽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只是出现在过去三十年里，但它的资源归属与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是没有变化的。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在开发罗湖时，他们测算下来，如果一平方米土地的租金是五千港币，有四十万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大概就可以筹资二十亿港元，这个时候是1980年。首先，在税收的征收方面，由于国税局的设立，中央政府不再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身的收入，因而在税收的征收方面，地方政府没有隐瞒税收的动机。
这个邀请让我不得不花时间去整理一下我以往从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片段，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在这个机制下，我们才观察到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与私人部门的生产型投资之间的挤入效应（crowing-in effect）。事实上，GDP在统计上并不包含出口值，从支出法核算的角度讲，GDP包含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贸易余额）。可是，分子分母之间是什么关系，却没有人去关心。
这就是1993-1994年中央政府坚决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的财政承包制的原因。这也是确保中国这个大国实现可调控其节奏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怎么理解这个现象？从全国来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公造成的问题吗？未必。这种组织架构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变得非常有趣，因为经济是由一个一个小的单位构成的，怎么实现增长呢？很显然，在体制上一定是要实行分权的，不能什么事情都在北京做。
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很多地方都开始想到用土地来解决公共储蓄不足的问题，因为要发展经济，首先就需要改善基础设施。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面临的问题。我最近接到来自The World Economy杂志的邀请，这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他们将在11月份举行一个中国年度讲座，希望我能去做这个讲座。1994年以后长三角经济的起飞靠的就是这个来自土地租值的公共储蓄的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的司长都承认，现在中国家庭房屋的支出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例确定在7%-8%肯定是低估的。对家庭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消费开支。
很多人会拿出证据说，出口值占GDP现在已经超过40%，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依赖出口的。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把劳动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各个省份，看看能发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所以，需要层层的分权。
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在总量上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从地区层面来理解现象的生成，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不是按照行业而是按照省市这样的行政区划来分解和执行的。如果做更多的经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并没有充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
这让我想起，在5月28日的上海论坛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Mirrlees教授说，没有出口，中国经济差不多也照样能增长到现在的水平，因为对增长最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率和积累速度。张五常先生一直强调县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在县一级政府手里，因此一个省要实现增长的话，就要确保县（市）一级的增长。要知道，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不用说，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判断，几乎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主流看法。
1988年，中国的《宪法》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写了进去。这就引出了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
这是巨大的公共投入，而当地储蓄（贷款）不足是一个严厉的金融约束。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很负面的现象往往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比如我们谈到的消费率、储蓄率包括基尼系数等都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不能因为今天看到这些变量的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也是这样。
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了这个组织架构，当时叫块块经济，它不同于苏联那种以中央工业部为主导的条条模式。我们在前面描述了这个机制的基本内容。
资本积累率高反映的是中国目前的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事实。如果进口值大于出口值，即使出口值占GDP很大，GDP也会因此被减少而不是增大。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机制的核心是政府使用类似金融市场的方式将国有土地未来的收入流量在时间轴上做了很好的平移，从而克服了金融的约束。虽然中国的出口值占GDP超过40%，可是加权的出口附加值率平均只有30%，对于那些出口增长最快的行业，附加值率大体只有10%（不同的估计有不同的数值）。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并且由于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共享税种，因而中央和地方具有类似的税基，这样地方政府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因而分税制保证了两者都会最大化税基。
不过，大家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资本的积累或者国民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化。在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商品房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成为政府财政预算之外的重要收入。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清晰可循的地理模式。东亚四小龙在四十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但今天不是。
关注微信
